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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走势最典型的正是这一轮全球股市上涨的龙头英伟达。从一度上涨近4%到最终收跌超3%，也将刚坐了一天的“全球股王”位置交还给了微软。

2016年1月16日，台湾地区领导人进行换届选举，蔡英文获胜当选，5月20日，蔡英文正式就任新一届台湾地区领导人。

民进党上台，蔡英文对“九二共识”的态度模棱两可，使得两岸关系蒙上一层阴影，社会普遍开始表露出一种担忧的情绪，其原因在于我们倾向于相信民进党是支持台独的，他们上台后将不利于两岸的和平统一进程。

当我们谈论台独的时候，我们总是认为台湾的老一代人是不支持台独的，支持台独的是台湾的年轻一代，因为他们从小就和大陆没有交集，和我们的文化认同感不强，我们甚至认为台湾的年轻一代根本就不了解大陆。

事实真是如此，台独真是近些年才产生的么？答案显然是否定的。

台独可以追溯到更远久的过去——很多时候我们忽略了一段历史。如果我们重新了解了这段历史，我们才会对台独有更清醒的认识，也会明白一个一直困扰我们的问题——为什么台独都亲日？

这段历史自然和我们的邻国日本有关。

台湾是我国最大的岛屿，历史上，由于台湾地区孤悬海外，与大陆隔海相望，因此与大陆联系并不紧密，直到明清以后（尤其是清朝在台湾建省后）才逐渐得到开发，与大陆的联系也才日益紧密。尽管自明清以来，大量国人从大陆移居台湾，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台湾地区经济、文化的发展，但台湾与大陆在经济、文化发展水平上的差距仍然很大。直到国民党败退台湾，大量大陆人移居台湾前，台湾土著少数民族在当地人口中仍占有相当大的比率，他们受到教育的程度较为有限，受中华传统文影响较弱，这使得台湾是相对较为薄弱的环节。

1894-1895年，历史出现了重大的转折，中日间爆发了著名的甲午战争，结果中国战败。

根据战后签订的《马关条约》，日本割占了中国领土台湾及其附属岛屿。日本因而直接将台湾划入了本国版图，台湾自此沦为日本的殖民地，这种统治状态一直持续到了1945年日本战败投降。到台湾光复时，日本已经在台湾实行了长达50年之久的殖民统治。

腐朽的满清政府不顾台湾人民的强烈反对，签订《马关条约》，将台湾拱手送给日本侵略者，这在台湾人民心目中也造成了极其恶劣的影响：

台湾社会认为自己“被抛弃”了，民众内心产生了无助感，甚至是绝望感，进而变成了怨恨感。怨恨是需要对象的，最初的对象是腐朽的清政府，因为当时签到条约的正是满清政府，然而，随着清政府的倒台，这个对象转而变成了大陆，这使得台湾部分民众的民族认同感逐渐缺失；

《马关条约》尽管是日本强迫腐败的清政府签订的，然而清政府是中国当时唯一的合法政府，这为日本殖民台湾提供了“合法性”，至少对部分台湾人而言是这样，这使得台湾部分民众的国家观念逐渐淡薄。

民族认同感的缺失、国家观念逐渐淡薄，对于想要殖民台湾的日本当局而言，应该是梦寐以求的。

在占领台湾之初，日本当局即确立了将台湾地区同化为日本本土一部分的大方针，开始实行“日本化”改造。《马关条约》也为日本对台湾进行政治、经济、文化的全方位控制创造了条件：

台湾被“划归”日本，名义上已经是日本的领土，因而，日本在这里设“总督府”，实行直接统治，而不需借助什么傀儡；

日本还可以“名正言顺”地镇压台湾地区的民间反抗，在日本的疯狂打击下，台湾被割让后最初几年的反抗活动也渐趋消失。

日本人在台湾因而很快建立起了较为稳固的统治。

不过，日本当局也深深意识到，要实现“本土化”目标，单纯依靠暴力镇压和残酷统治是不行的，他们必须改变台湾民众的“国民性”，因而“教育”是关键。为此，日本很快便确定了将台湾人民培养成大日本帝国“忠顺臣民”以供其驱使的奴化教育方针，并在这一地区制定和推行了一系列的奴化教育政策。

这些政策所形成的殖民教育体系在日本的奴化教育体系中有着特殊的地位——对日本而言，台湾只不过日本在中国取得的第一块殖民地，日本最终想要占领并统治的是整个中国，因而，台湾其实是他们在中国推行奴化教育的试验场。

此时，台湾已经被“割让”给了日本，日本轻易获得了台湾整个教育系统的控制权——完全控制了教育权利机关，能够制定各种奴化教育的政策、方针，并几乎实现了从小学到大学的教师构成的日籍化。对教育系统的完全控制实为日本殖民者实施奴化教育打下了基础。

由于国际形势和台湾社会情况不断发生变化，日本进行殖民统治的要求也是不断深化，因此，在长达50年的殖民统治时间里，日本当局在台制定和推行的具体奴化教育政策也进行了一系列调整，大致可以分为两个阶段——“同化时期”和“皇民化时期”。下面我们具体来就这两个阶段聊一聊：日本到底在台湾实施了哪些奴化教育政策？这些政策又产生了什么不利效果？

1. 同化时期

从时间上看，“同化时期”从日本当局在台统治基本稳定始到30年代末实施“皇民化”政策止，因而时间跨度非常长。

这一时期，日本当局的施政的目的非常明显：首先，他们要弱化台湾人在被奴役之初的强烈反抗情绪，缓和双方紧张的关系；其次，他们要让台湾人在心理上逐渐认可其统治，增加其对日本的认同感。

日本人准备怎么做呢？

时任台湾殖民政府民政长官谈及台湾教育时说：“只要讨论如何去普及国(日)语就够了……对于智育开发，我们必须防止陷入荷兰、印度之弊害……只道教育是好事，未经深思熟虑，便贸然开设学校，乃是贻误殖民政策的做法。”

基于这一考虑，日本只允许中国人进入日本人开办的以殖民奴化教育为目的的学校就读，严格限制中国人设立私立学校，甚至连自己请家庭教师在家教授子弟也为被严格禁止，他们认为这样也会开发年轻人的智力，台湾原有的私塾也基本被取缔，到二战结束日人投降时台湾也没有一所中国人办的私立学校。

学生都是由日本人教，自然就只能学日本人教的东西：

一方面，日本在台湾大力推行“国语话”——从娃娃起便尽力教授日语，以逐渐取代中文的地位。语言是文化的载体，通过强制性地推广日语来渗透日本文化，培养民众对日本文化的认同感，最终达到泯灭台湾人的民族文化精神和认同感的目的;

曾在台湾担任民政长官的日本政客后藤新平在总结1898-1919年的教育方针时说：“国语（即日语）的普及就是一定不动的方针”，“(普及国语)是同化的必要手段，如欲使土人的思想、风俗、习惯等与母国人相一致，则应首先通过普及母国语这一捷径来进行。这就是以普及母国语作为台湾教育核心的原因所在。”

从后藤新平中可见日本当局对推广语言的重视程度。

另一方面，通过教育选拔的方式限制中国人接受高等教育。日本在台湾实行“差别教育”——日、台差别的双轨教育制度。中国人只能进入专门招收中国人子弟的“公学校”，这种学校以灌输日本民族精神和学习日语为主，而在台日人子弟则在与日本本土教学内容一样的“小学校”就读。由于选拔考试均采用日语答卷，虽然考的是相同的试卷，但中国学生的日语水平普遍不如在台日本人，“差别教育”也使得中国学生基础远比日本学生差，这样便可以一箭双雕——既激励中国学生努力学习日语，又通过看似公平的教育将中国学生挡在高等教育的大门之外，从而实现愚民目的。

那具体效果如何呢？

到1932年时懂日语的台湾人约100万，占总数的22. 7 %。虽然总人口22. 7%的比例看似不多，但如果排除那些语言文化习惯已经成型、基本无法改变固有语言文化习惯的中、老年人，22. 7%的人口总量几乎占到了可塑性极大的青少年的大部分，日本因而在台湾青少年中培养了一批自小受到日本语言文化教育、以日语为“母语”的一代台湾人，这为日后日本深化对台湾地区的奴化教育推行“皇民化”运动打下了基础。

日本当局在台湾实施“不智不愚，似智又愚”的教育，台湾人被严格限制接受开化智力的高等教育，因而，即使民间存在反抗的种子，也找不到发芽的“合适土壤”，这就造成了日本殖民者虽然在殖民前期由于文化反抗惯性受到强烈反抗，但经过十余年的治理，台湾民众的反抗情绪日趋弱化，日本在台湾的统治已经基本趋于稳定，大规模的反抗基本上销声匿迹。

2. 皇民化时期

早在1895年5月29日，首任台湾总督桦山资纪抵达基隆港后，在对文武百官的训令中，强调“台湾是口本帝国的新版图，是还未接受皇民化之地，从现在开始，须以爱育抚宇为主旨，使其沐浴皇恩，乐意归属日本。”

早期，考虑到台湾民众的强烈反抗情绪，日当局还不敢全面积极地推行皇民化运动，不过，“同化时期”三十多年的铺垫为皇民化运动提供了基础。

“七·七”事变后，日本的战线不断拉长，由于日本地域狭小，资源贫乏，兵源有限，为了支撑其不断扩大的侵略战争，日本对台湾的期望不断提高，因而开始在台湾强推“皇民化运动”。

时任总督小林跻造在一次内部演讲中说：“从军事上观察台湾确为我国防上重要据点……台湾无论在政治、经济和国防上都与我国有重大关系，倘若此居住的日本人(指台湾民众)……惜力谋私，仅披着日本人的假面具，政治经济方面暂且不论，国防上便犹如坐在火山口上。”

因此，小林提出必须“排除万难，不断致力于教化事业，使之成为真正的日本人，除此别无他径。”

于是，总督府正式提出“皇民化”政策，并在1939年起全面推行。

在语言文字上，禁止台湾同胞使用方言、中文，而一律使用日语、日文。各级学校停开汉语课程，一律使用日文教科书；所有报纸不准以中文印行，已出版的中文书籍和报刊一律清除；机关工厂和团体等公共场所必须使用日语和日文；在日常生活中不论男女老少都要使用日语。殖民当局还在各地设置日语讲习所，强制普及日语。殖民当局规定，“不学日语者要罚金”，“执行公务时不讲日语者要撤职”，“在火车站不讲日语就不卖给车票”，并叫嚣“不懂日语者滚回支那去!”殖民当局将讲日语、读日文的台湾人称为“皇民”，准许他们就业和升迁，把经常使用日语的家庭称为“国语家庭”，给予他们各种优待。据殖民当局统计，1937年台湾日语普及率为37. 8%，1944年则达71%。

在宗教信仰上，禁止台湾同胞传统的宗教信仰和神灵崇拜，强迫改行日本的宗教信仰。殖民当局下令拆除中国寺庙，捣毁各种民间神像，如焚毁玉皇大帝、天上圣母等中国神灵的神像，而大肆修建日式殿宇、神社，供奉日本神抵，强迫台湾同胞前往日本神社“参拜”。神道教是日本的宗教，崇拜象征太阳的“天照大神”，视天皇为“天照大神”的后代和在人间的代表。为加强天皇专制统治，日本统治者把神道教定为国教，以此作为军国主义的精神支柱。日本殖民当局强迫广大台湾同胞信奉日本的神道教，强迫他们拆去家中厅堂里的祖先牌位，改供“天照大神”的牌位，家家户户都要奉祀。

在生活习俗上，强迫台湾同胞的生活习俗日本化。殖民者禁止台湾同胞穿中国式服装，强迫他们穿日本和服和木屐，吃日式料理;规定每家设置榻榻米、日本式澡盆；行日式90度鞠躬礼和乞讨式的叩头礼；采用日本式的嫁娶仪式和葬礼;不许过中国的传统节日春节，而要过日本的新历年不许贴春联、贴门神和放鞭炮，而要在门口的两边插松竹，上方扎草绳、粘白纸；强制学生学插花、学日本茶道和服装裁剪等等。

在姓氏宗亲上，推行“改姓名运动”。到1940年，殖民当局又推行所谓“改姓名运动”，要台湾同胞将中国姓氏改为日本式的姓名。姓氏是家族宗亲的标志，也是民族血统的象征，台湾同胞不愿背祖忘宗。殖民当局则采取软硬兼施、威逼利诱的手段。一方而，刻意突出大和民族的优越地位，称获得日本式姓名是一项“殊荣”，且以增加生活必需品等优待手段诱骗台湾同胞改换姓名。另一方而是采取强制手段，通过各地设立的“更改姓名推行会”和各级警察部门，强迫广大台湾同胞改用日式姓名，尤其是强令公务员、教师、专卖商等相关职业的人，必须更改。日本殖民当局对不愿改姓的居民不予登记户口，对拒不改姓的教师、公务员和专卖商等处以解职、吊销营业执照和充军等惩罚。李登辉曾就改名为“岩里武则”。

除了这四个措施外，日本当局还从生活的其他各个方面推进“皇民化”，从这些措施就可以看出，“皇民化”运动祸害无穷。

我们可以从当时部分台湾人的表现就可以看出来，当时有大量台湾人主动为日本当局在大陆伪政权中的帮凶，如“满洲国的外交部长谢介石、汪伪政府的治安军司令黄南鹏、还有当时的天津警察局秘书长张乐银、厦门市长秘书张冠中等”。

由于长期在日语教学的环境下长大，没有亲身体验日本统治初期的残暴一面，加上日本当局对中国人和中国文化的恶意低毁，台湾的青年一代受到“皇民化”教育的毒害最深，他们被殖民者貌似温存的奴化教育所迷惑崇日、恋日心态与日俱增，对祖国文化的厌恶和离心力也越来越强烈。大量台湾青年报名参军成为日本侵略战争卖力就是台湾青年受奴化教育毒害程度之深的一个明证，当年“血书志愿从军”的例子中，李登辉就是其中的“热血青年”之一，于1944年被编入高雄高射炮部队。

由于皇民化运动，台湾岛内出现了大量“皇民化”分子，甚至出现了所谓的“皇民世家”，他们基本上已经认可了自己“日本人”的身份，内心中其实将自己看作是日本人。

由于“皇民世家”得到当时日本殖民者的扶持，因而他们在台湾有着较高的社会地位和根基。国民党败退台湾后，为了维护其在台湾的稳定统治，他们需要借助“皇民世家”的帮助，这使得大量的“皇民化”分子进入国民党，有些甚至进入了高层，这是“台独”重要的历史根源之一，从这点看，“台独”分子“亲日”的原因是显而易见的。

换句话，到底是先有“台独”分子，还是先有“亲日”分子，我们不能轻下结论，需要进行更深入的思考，显然，当事人的家庭背景和受教育背景显得至关重要。

由于篇幅有限，本文只能对这一段历史进行简略的描述。“台独”为何亲日，和这段日本统治的历史有必然关系，当我们了解日本当时的所作所为后，我们或许能理解部分“台独”势力的内心想法，这能帮助我们更加客观地认识“台独”。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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